哲学并非只在象牙塔中，也有“实践品格”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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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认为哲学是一种象牙塔中的抽象劳动。

其实，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是互动的。

当然，哲学理念的进步，哲学与生活实践的互动，往往不是直线式的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极其复杂、多样化的过程。

不久前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应邀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，分析了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双向互动的本质特征。

报纸原文：《哲学也具有“实践品格”》

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  孙伟平

哲学并不一定是灰色的

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，哲学是理性的、灰色的，是一种象牙塔中的抽象劳动。在相当程度上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当然，这种误解事出有因，主要是由一些“象牙塔”中的哲学工作者造成的。例如，不少“哲学家”故意“装深沉”，“吓唬人”，他们拼命将哲学“学术化”、“概念化”、“技术化”，除了少数“同仁”，谁也读不懂，更用不上。

其实，哲学并不一定是灰色的，也并非一定得“技术化”，它具有——或者说，应该具有——鲜明的“实践品格”。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人们的生活实践；哲学存在的目的和价值，也在于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实践，与生活实践进行深刻互动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提升。

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就很“现实”。他在发动哲学革命的时候明确指出，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“解释世界”，而真正的问题在于“改变世界”。人们当然需要“解释世界”的哲学，但归根结蒂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，“掌握群众”，才能化为物质力量，实现自己的价值，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、丰富和发展。

哲学与实践的互动是双向的

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互动，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成功的范例。这曾为哲学赢得了声誉，赢得了信众。当然，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互动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，其间的相互影响并没有保障，“时灵时不灵”的。如果谈到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互动，人们首先可能想到的，十之八九会是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大讨论。

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过程中，中国人民对于哲学的兴趣、热爱甚至有些狂热。其中体现出的哲学对于生活实践的实际影响，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、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回顾大讨论时的情形，许多数据、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比如《哲学研究》杂志，直接引导着这场讨论走向深入。虽然所刊登的文章专业性比较强，不是那么容易看懂，但读者却出人意料的多，多到不可胜数。在今天看来，每期的发行量都是“天量”，高峰时，居然一度达到四百万册左右。不用说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并不富裕的各界群众自掏腰包订阅的。这应该说是抽象、冷寂的哲学从未有过的奇迹了！

当然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是双向的。在看到哲学深刻影响现实的同时，我们将眼光拉回到学术界，又惊奇地发现了另一个事实：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，以及实践中对于彻底弄清这一问题的要求，极大地促进了实践、主体、真理、价值等问题的研究，推动认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，诱导价值论出现并改变整个哲学理论结构。例如，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那么,什么是实践？实践与认识的区别究竟何在？实践的主体、客体和中介相互作用的方式和规律是怎么样的？这导致了对实践的本质、实践与人的本质关系的探讨。如何判定实践是否成功？是否存在判定实践是否成功的标准？这又引向了对实践的结构、特别是实践目的和价值问题的探讨，等等。熟悉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学者们都知道，通过这些问题的讨论，当代中国哲学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，相比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，问题明显变得更加丰富，涌现的观点充分多样化，哲学理论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和深化。

哲学与实践的互动极其复杂

老庄的道家哲学、孔孟的儒家哲学以及中国化的佛教哲学，是东方智慧的杰出代表，至今仍然启迪着世人。但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坎坷，哲学思想也因停留在农业时代，鲜见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性建树，与世界哲学发展大势渐行渐远。在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，“中国奇迹”令世人惊叹。仔细分析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，有心人应该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印象：它所取得的每一个实质性的、重大的进步，几乎都与中国哲学取得的具体成就息息相关。当代哲学所讨论的一些问题，包括一些新领域的开拓，与中国的发展一直或显或隐地交织在一起。除了上述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外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，实践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，复杂巨系统与系统思维的探索，价值论的兴起和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寻，发展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求索，应用伦理、政治哲学成为“显学”，文化理念、文明道路的选择……都与中国社会的改革、发展“同呼吸，共命运”。

实际上，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。咀嚼中国的发展历程，我们会发现，哲学中的许多新观念、新命题、新方法，一直在或隐或显地改变、塑造着中国，改变、塑造着每一位中国人。只不过，大多数人平时没有太在意，有时甚至“视而不见”而已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妨略举数例，扼要地进行一些分析：

“以人为本”——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，在现代中国，它是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、“当家作主”的内在要求。通过对于“人”自身的关注和讨论，“以人为本”成为治国理念，至少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政府、官员的思想和行为，改变了普通百姓的命运。

“人的价值”——这是“价值”的一种基本形态，也是“人之为人”的一项基本指标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对人的价值的重视主要是人的社会价值，即个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贡献，包括“有用”和牺牲。而个人的利益、需要、权利和自我价值，甚至个人的生命，似乎是微不足道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终于能够作为一个“人”“站起来”，自己为自己做主，选择自己的活法，活出自己的个性和精彩，尽可能挖掘自己的潜能，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。这种时髦、浩荡的时代潮流，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宽容与进步。

“系统思维”——它是对西方线性的分析思维的扬弃，也是对中国传统的综合思维的发展。近代以来，西方延续理性主义、逻各斯主义的传统，高举“科学”和“民主”大旗，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，令重理性、重逻辑的分析思维风行一时，成为主导性的思维方式。然而，随着全球化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，随着工业文明的弊端逐渐显现，那种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再适用。面对前所未有的互联互通，面对“信息爆炸”、大数据，面对各种错综复杂、不断变化的“巨系统”，综合性、系统性地思考问题，已成为思考和解决问题、引领发展方向的大势所趋。

“生态文明”——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，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型升级。在工业时代，秉持“人定胜天”的理念，通过科技进步、机械化和“资本的运作”，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飞跃式发展，物质财富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，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异常高昂，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，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。受到缺水、雾霾影响的国人，对此想必感受深刻。中国必须适应信息化、生态化的时代趋势，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，通过系统的社会变革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道路。

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

当然，哲学理念的进步，哲学与生活实践的互动，往往不是直线式的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极其复杂、多样化的过程，它往往表现出一个曲折、螺旋式上升的过程。

我们不妨聚焦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来进行分析。生态文明的探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、不同的领域进行。从区域来看，它主要包括了“生态农村”和“生态城市”的建设。我们主要以生态城市的探索为例略作分析。

近些年来，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，中国大多数城市都在尝试建设“生态城市”，也取得了一定成就。但根据我们的观察，中国生态城市建设中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误区。

一是以“前工业文明的方式”建设生态城市。例如，有些城市为了保护绿水青山，干脆放弃工业化，放弃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性；有些城市将生态城市建设仅仅理解为种树种草，整治河湖水道，建设广场公园，美化自然环境……这些做法针对存在的问题，着力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、协调发展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自然有其合理性，也有不容低估的意义。但是，这种做法的实质，是按照前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，即恢复农业时代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文明，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。从价值维度来说，这种做法可能牺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，难以持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。而从发展的规律性来说，则呈现出一种不可能性：城市聚集着密集的人口，聚集着大量的工商业，承担着与乡村不一样的功能，无论如何“田园化”，都不可能建成所谓的“田园乡村”。而且，被工业化、信息化“重塑”了的市民，虽然向往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的田园乡村，但大多不会愿意接受大幅降低生活水平和生活预期的代价。

二是以“工业文明的方式”建设生态城市。例如，有人不顾城市实际情况，为生态城市建设制定统一的、普遍适用的指标体系；有些城市将周边大量的乡村纳入城市规划，城市建设一味地“摊大饼”；有些城市大规模推倒基础设施落后、显得“破旧”的古民居，建设成片的“钢筋水泥森林”……当然，相对比较先进的理念和做法也有，如推崇和发展循环经济，节能减排降耗，废物回收利用，提高经济效率……在一定意义上，这一切都是以人们熟悉的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生态城市。而仅仅以工业文明的方式建设“更高级”的生态文明，注定了“眼界和能力有限”，注定了不可能完成全新的使命。

至于如何以“后工业的生态文明”的方式建设新型的生态城市，这明显需要全新的哲学理念，是历史与现实中都尚未解决的新课题。生态城市是一种建立在生产力比工业文明更加发达、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持续提高基础上的新型城市。应该如何进行建设，目前尚没有“定论”，需要进行开放式的创新性的探索，包括从哲学理念方面取得突破。其中，至少需要处理好如下两个关系：一是生态化与信息化的关系，需要将社会发展的生态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，兴利除弊，良性互动；二是生态化与全球化的关系，需要尽可能形成全球共识，需要不同国家、地区、企业、NGO组织、个人等进行全方位的合作。

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，经典作家没有来得及经历、也没有具体讨论过的全球化时代、信息化时代。在急剧变迁的现时代，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“深水区”，进入了“攻坚阶段”。曾经有效的做法、曾经积累的经验，可能不再那么有效了，有时甚至难以为继。这要求我们志存高远，信念坚定，解放思想，加强高屋建瓴的“顶层设计”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。而这一切，明显需要寄望于思想理论界解放思想，在理论上取得突破，特别是在哲学方面有实质性的创新。
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5期第5版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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